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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:唐朝后期御史的地位为何降低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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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:2023-03-31 21:01热度:加载中...

揭秘:唐朝后期御史的地位为何降低了?

  唐后期,御史的官职品级普遍有所提升,而且这一职位经常作为官员仕途升迁的跳板,但是,这并不能否认御史地位,在实质上的降低。

  安史之乱后,作为监察部门的御史台,同盛唐时期已有较大的不同,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朝廷轻视吏治,在轻法学,贱法吏的政治氛围之下,御史们很难再有用武之地。

  由于轻视法治,后期的御史多出自科举,或者直接由当时知名的文人担任,许多御史不懂政治,不懂法律,他们主要从事的是诏书的编写等文职类工作,御史台的权能从某种程度上说被稀释了。

  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,当时的御史素质并不高,经常出现朝廷罢免御史的情况,士人对御史多轻视。与其说唐后期御史素质降低了,倒不如说这是唐代后期,整个政治气候变化的一个缩影。

  唐前期,御史台更多的是对中央官吏的监察,对地方官吏监察相对而言较少,但是到了后期,中央的情况有所放缓,被检举的地方官员却比原来要多一些。

揭秘:唐朝后期御史的地位为何降低了?

  我们认为,这与皇权与御史台在中央权力格局中,越来越处于劣势不无关系,唐后期朝廷的政治氛围远不及前期,宰相专政严重,官吏的道德素质和职业素质,总体而言也降低了,而御史台监察的中央官吏,从数量上来看反而下降了,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御史的弱势地位。

  以人治、道德和皇权为基础的御史制度,由于缺乏独立性,缺少以监察百官为目的的终极信仰,缺少以规则为核心的法律信仰,在朝廷风气日下的时代,很难秉持乱世用重典的理念,担负起维护官场秩序的责任,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。

  御史台将监察弹劾的重心放在了地方官,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逃避,然而,从本质上说,还是御史制度在根源上的缺陷使然。

  唐代初期,作为皇帝耳目的御史,享有完全的监察权力,如果有事上奏,只需在朝会时提出即可,并不需要听取御史大夫或者丞相的意见,但是到了后期,进状和关白制度使得御史权力缩小了。

  进状出现于中宗景龙三年发生的,监察御史崔婉弹劾宰相宗楚客事件,在宰相同御史的博弈中,宰相行政权力胜出,而宰相权力的强化,带来了行政权力的集中。

  我们认为,尽管依法治吏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发展,但是在以礼治为信仰的政治氛围中,对社会秩序的内心遵守,相较于法律的外部强制,仍然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。

  法制的外在强制力,并没有得到社会一般观念,特别是接受儒家正统教育的高级官员的普遍尊重,道德伦理的柔软性在长期的发展中,带来了秩序的不被遵守和权力的过度集中。

揭秘:唐朝后期御史的地位为何降低了?

  随之而来的是,唐中宗之后,随着政治权力的集中,监察权的不断削弱,经济上很难再出现另一个盛世。相比于进状,关白的产生过程比较缓慢。

  发展到唐后期,甚至出现御史大夫直接由丞相任命的情况,此时的御史监察权彻底臣服于宰相行政权,而御史的监察职能,只能作为一种口号而存在。

  武则天时期的闻风奏事,无疑是政治形势的需要,她要求对弹劾行为给予经济上的鼓励,同时提供了多项便利条件。

  但是,许多道听途说的言论,也可以用来弹劾官员,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检举,利于皇帝更多地了解百官的动向,从这个角度讲,这时的风闻奏事对百官而言,是十分严格甚至有点苛责的,闻风奏事服务于帝王,是作为女性的皇帝对群臣不信任的产物。

  除了周武革命时期,唐代其它时期对闻风奏事的事实,都需要进行核查,这相较于宋明是比较严格的,有人认为,要在弹劾开始时对真实性进行判定是十分困难的,这一方面不利于风闻积极性的提高,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。

 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,宋明亦有风闻言事,对于检举不实之人,也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,但是弹劾初始不需要核实其真实性。

  可以说,这把弹劾制度的入口放大了,有利于官员得到更好地监察,但是,宋名相较唐代,监察却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,何也?究其原因,在于没有经过审核的弹劾,实质是政府将判断事实真相的责任,更多地转嫁给了检举者。

  因为无论是在唐代还是宋明,对于监察失实者都规定了相应的惩戒措施,但是他们同官府相比,地位相差悬殊,有时候很难清楚地了解事实真相,如果要求检举者所告发的内容都是真实的,这当然会加重检举者的义务,增加他们的风险,从而降低闻风奏事的积极性。

  唐代的闻风制度则不同,必要的审核可以剔除一大部分,不属于法定事由的弹劾和检举,这降低了检举者的风险。

  从某种程度上说,这是官府和检举者的良性互动,于双方都是有利的,对检举者而言降低了检举风险,对于官府而言,进入实质审查的案件数量减少,又可以极大地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。

  唐代与闻风和弹劾相配套的责任承担,还是比较明确的:对于有妄言的,判处一年有期徒刑,这一点与当代的诬告罪已经类似。

  纵然唐代行政监察制度存在一些弊端,但不可否认的是,它在维护行政机关内部秩序稳定,以及整个社会健康和谐方面,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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